開創消費公益訴訟確認之訴先河
中國消費者協會訴雷沃重工股份有限公司案是中消協提起的首個公益訴訟案件,也是全國首例以調解結案的消費民事公益訴訟案件。消費者可據此維權,有望獲得懲罰性賠償
公益訴訟保護了消費者權益和社會公共利益,有利于切實督促企業依法合規從事生產經營,助力規范和治理行業突出問題,提高消費者的安全消費意識
消費公益訴訟的配套細則,尤其是司法解釋,還需要再拓展細化,例如現行法律規定“其他侵害眾多不特定消費者合法權益或者具有危及消費者人身、財產安全危險等損害社會公共利益的行為”,未來是否無論“特定或者不特定”都能納入公益訴訟的范疇
時隔3年,中國消費者協會(以下簡稱中消協)訴雷沃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雷沃重工)案有了結果。
近日,中消協在北京召開公益訴訟案件情況通報會。中消協訴雷沃重工等四被告違法生產銷售正三輪摩托車公益訴訟案,在法院主持下達成民事調解協議。雷沃重工同意中消協的全部訴求,保證立即停止生產、銷售不符合國家標準的正三輪摩托車產品,并在6個月內采取召回、修理、更換、退貨等方式消除相關車輛安全風險,承擔因此支出的全部費用以及消費者的必要費用。
這是中消協提起的首個公益訴訟案件,也是全國首例以調解結案的消費民事公益訴訟案件。此案開創了我國消費公益訴訟“確認之訴”的先河,消費者可據此維權,有望獲得懲罰性賠償。
據中消協訴雷沃重工一案的代理律師、北京匯佳律師事務所主任邱寶昌介紹,公益訴訟保護了消費者權益和社會公共利益,有利于切實督促企業依法合規從事生產經營,助力規范和治理行業突出問題,提高消費者的安全消費意識。
生產不符國標產品
雷沃重工惹上官司
邱寶昌告訴《法制日報》記者,自從2013年修訂的消費者權益保護法賦予了中消協以及省級以上消協組織提起消費民事公益訴訟的權利,中消協就一直在研究提起公益訴訟的案件。“當時有很多選擇,比如確認某企業的格式條款違法,或者對已經被行政機關認定的食品安全案件相關企業提起訴訟。相對來說,這些案件打公益訴訟官司簡單得多。”邱寶昌說。
2015年12月,中消協接到投訴函,反映雷沃重工生產、銷售的福田五星牌正三輪摩托車不符合強制性國家標準規定,侵害消費者利益。
“這個案子調查起來比較困難,如果要打公益訴訟,難度高于其他案件。但作為中消協的公益訴訟第一案,中消協認為,要考慮其社會效益。雷沃重工生產銷售的超標三輪摩托車涉及農民安全問題,打這個案子更有意義。”邱寶昌對《法制日報》記者回憶。
2016年7月26日,中消協宣布提起公益訴訟時稱,這次公益訴訟有助于保護眾多不特定消費者的安全權益,維護社會公共安全秩序,是維護社會公共利益的要求。同時,這也是消協組織保護農民消費者合法權益、規范和治理行業突出問題、警示和懲戒不法經營行為、依法履職的要求。
彼時,中消協提出了6項訴求:立即停止生產、銷售已被工信部《道路機動車輛生產企業及產品公告》撤銷的所有型號產品;立即停止生產、銷售不符合強制性國家標準的所有型號產品;消除其違法、違規生產和銷售的所有型號產品的安全風險;確認被告違法、違規生產和銷售的行為,對眾多不特定消費者構成了消法第五十五條所述的“欺詐行為”;判令被告賠償原告為公益訴訟支付的費用;本案訴訟費用由被告承擔。
在這6項訴求中,第4項尤為重要。
對外經濟貿易大學法學院教授蘇號朋曾在接受媒體采訪時稱,這項訴求是此次公益訴訟的亮點和難點,“這一訴求具有創新性,進一步開拓了訴訟請求的類型和范圍。這是《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消費民事公益訴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并未明確規定的訴訟請求事項,中消協提起此項訴訟請求,較好地實現了消費公益訴訟和私益訴訟的銜接,開辟了消費公益訴訟間接實現補償消費者所受損失、方便消費者維權、便捷追究不法經營者法律責任的新路徑。”
調查取證耗時較長
歷經三年調解結案
2016年7月提起訴訟,歷時3年時間,才最終調解結案。
據中消協法律部主任陳劍透露,主要是因為調查取證耗時較長。
“針對我們的訴求,雷沃重工曾向法庭提交了243份共計2780頁的證據進行辯解,我們要根據他們的辯解進行對應性調查,豐富和完善我們的證據鏈。最后中消協也向法庭前后提交了55份共741頁的證據,而且這些證據都是由行政部門出具的,可采力度很高。”陳劍說。
中國法學會民法學研究會副秘書長、北京理工大學法學院副教授孟強也向《法制日報》記者分析了個中緣由:一是此案涉及的汽車產品數量較多,搜集相關證據耗時較長;二是中消協一開始就以解決問題為導向,主動多次與雷沃重工進行會談,并督促雷沃重工進行產品自查,消耗了大量時間;三是在訴訟過程中,中消協與雷沃重工雙方都高度重視案件的證據和說理情況,雷沃重工先后提交了2780頁證據,中消協也開展了大量調查、論證和研討工作,這些都需要花費大量時間;四是中消協與雷沃重工始終保持有效溝通和協商,雙方圍繞訴訟請求中的一些關鍵問題反復溝通,并爭取達成和調解,也耗費了不少時間;五是法院對雙方提供的大量證據認真進行了質證,例如,審判庭曾對被告方提供的上百名證人進行了質證,還邀請了專家出庭接受詢問,并就涉案問題進行了多輪辯論,這些庭審環節耗時不少;最后,法院在進行調解時,雙方又進行了拉鋸式的協商,最后才達成調解結果。
邱寶昌則向記者透露,3年時間中需要到國家機關、交通部、工信部等相關部門查證,調查取證需要全國各個消費協會組織配合,“涉及地區廣泛,包括內蒙古自治區、吉林省、黑龍江省等地,有100多個證人,整個過程,反復調解,來回拉扯”。
據了解,在這期間,雷沃重工不只一次向法庭申請調解。
陳劍說:“在我們提出的6項公益訴訟訴求中,有一些是創新性的。例如,要求確認雷沃重工存在欺詐行為,這是消費公益訴訟中還未有過的確認之訴。對這類創新性訴求,法庭會根據法律事實、證據進行衡量,有可能支持,也有可能不支持。所以,從保護消費者利益最大化的角度來看,如果調解協議能反映我們的訴求,那么調解也是可以接受的。其間,我們和雷沃重工進行了多次會談,最后達成的調解協議最大范圍地保護了消費者權益。”
確認之訴成為亮點
方便個人提起訴訟
據了解,中消協在提起公益訴訟時之所以寫入第4項訴求,就是希望通過這一確認之訴,為消費者進一步提起訴訟提供便利。
中國政法大學開放教育管理辦公室主任吳景明告訴《法制日報》記者:“如果法庭確認雷沃重工存在欺詐行為,那么消費者個人提起訴訟時,可以直接援引公益訴訟判決,認定其存在欺詐。”
最高人民法院出臺的《關于審理消費民事公益訴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十六條規定:“已為消費民事公益訴訟生效裁判認定的事實,因同一侵權行為受到損害的消費者根據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一十九條規定提起的訴訟,原告、被告均無需舉證證明,但當事人對該事實有異議并有相反證據足以推翻的除外。”
這一條款被稱為“搭便車”條款,大大降低了消費者個人進行私益訴訟的舉證成本,被視為公益訴訟與私益訴訟的結合,為私益訴訟提供便利。那么,中消協的公益訴訟以調解結案,民事調解協議書能夠成為消費者提起個人訴訟時援引的證據嗎?
對此,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肖建國認為,調解書在結構上對于原告訴稱、被告辯稱都有體現,在法院認定事實部分,對中消協通過大量調查取證的相關事實進行了認定,同時也確定了雷沃重工的責任,認定其存在故意違法生產、銷售不符合強制標準的產品,并故意隱瞞實情等事實。這些都經過了開庭、審理和質證程序。所以,無論是在判決書中認定,還是在調解協議中認定,對消費者提起的個人民事訴訟都應該是有效力的,消費者可以援引此民事調解協議作為證據。
在中國人民大學商法研究所所長劉俊海看來,這個案例具有重要意義。他向《法制日報》記者分析稱,這種訴訟糾紛的訴訟案件一般有兩種結果,即判決和調解。現在,以調節方式化解糾紛,避免二審程序的拖延,因為調節生效后就無需上訴。雖然整個過程花費3年,但實際上也體現了法院的工匠精神以及法院對推進調解程序的耐心和責任心。此外,如今消費者個體訴訟維權成本高、收益小,而公益訴訟恰恰相反,是一種成本低、效果好的維權方式。
邱寶昌也認為,公益訴訟對于個體維護消費者權益起到積極保護作用,雖然是調解,但有三項調解基本原則:一是不能減少或損害消費者權益的保護;二是調解需要在法院主持下進行;三是調解方案要公示,得到社會廣泛認可。這起訴訟體現了法院的調查力,是未來公益訴訟的一個模板。
“中消協能代表廣大消費者提起公益訴訟并獲得較為圓滿的解決,是對消費公益訴訟的有益實踐。對于今后廣大消費者的維權工作而言,又多了一個有效的途徑;對于銷售違規違法產品的商家而言,也多了一層震懾。通過這一起典型復雜案件的歷練,中消協相關部門和工作人員也積累了消費公益訴訟的寶貴經驗,為今后類似工作的開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孟強說。
拓展優化配套細則
推進消費公益訴訟
實際上,2012年8月31日修訂通過的民事訴訟法第五十五條首次規定了消費公益訴訟制度。在2013年10月25日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5次會議修訂通過的消費者權益保護法中,規定省級以上消協組織可對侵害眾多消費者合法權益的行為提起消費公益訴訟。
據孟強介紹,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三十七條規定消費者協會的公益性職責之一就是“就損害消費者合法權益的行為,支持受損害的消費者提起訴訟或者依照本法提起訴訟”。同時,其第四十七條還專門規定,“對侵害眾多消費者合法權益的行為,中國消費者協會以及在省、自治區、直轄市設立的消費者協會,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
“中消協直接提起公益訴訟,具有明確的法律依據。”孟強說,“但在實踐中,消費公益訴訟的案例并不多,消費公益訴訟仍然處于起步階段。主要困難是,消費者協會要代表全國廣大消費者進行維權,而且是單個消費者難以主張權利或者主張權利成本過高的案例。”
孟強認為,消協要在法庭上完成訴訟的全部過程并取得勝訴,需要在證據搜集、法庭辯論、溝通協調各個環節上全力以赴、認真對待,這些都需要耗費大量的人力物力,而且許多問題具有相當程度的專業性,還需要聘請律師、會計師、專家等專業人士進行輔助,時間成本、人力成本、溝通成本都十分高昂。因此,開展消費公益訴訟相當不易。并且,需要消費者協會出面提起的公益訴訟,往往是跨區域的,甚至是全國性的,需要奔赴各地調查取證,過程尤為艱辛。
“今后還需要各方共同努力,在細節上完善消費公益訴訟的相關配套措施,在人力物力上予以充分保障,使消費公益訴訟制度切實發揮作用,更好地服務于保障廣大消費者合法權益、監督生產者銷售者的目的。”孟強對《法制日報》記者說。
在邱寶昌看來,消費公益訴訟的配套細則,尤其是司法解釋,還需再拓展細化。例如,現行法律規定“其他侵害眾多不特定消費者合法權益或者具有危及消費者人身、財產安全危險等損害社會公共利益的行為”,未來是否無論“特定或者不特定”都能納入公益訴訟的范疇;公益訴訟里面的損害賠償訴求能否擴展等。(記者 趙麗 實習生 周若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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