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陶曉（北京郵電大學人文學院講師）

自2022年11月發布以來，ChatGPT迅速引發了驚喜、激動與擔憂并存的輿論風潮。以ChatGPT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已不再像過去的人工智能那樣基本在人類的控制與預期內完成某一特定任務或實現某一特定目標。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出現以及可能的失控式發展，或使人類面臨一種更加充滿不確定性的未來——人類無法猜測人機協同進化的最終結果，也無法預測未來智能社會中人類的地位、角色和命運將何去何從。在此背景下，若類人機器人乃至后人類時代終將到來，人類現有的生存秩序及倫理規范將受到顛覆性沖擊。若超越人類生物學限制的后人類出現，則會對人類社會的“主體性”“權利”“責任”乃至“人性”等概念帶來解構與重構。而關于“人類與后人類究竟是敵是友”這一問題的結論，或取決于人類在面對機器他者等后人類時的倫理意識以及所采取的反應。為更好應對可能出現的種種挑戰，最大限度規避人機互相毀滅的悲劇，人類需更新自身的倫理理念，跳出自我的同一性暴力，認識、尊重并回應類人機器人的倫理地位。從這一點來說，列維納斯（Emmanuel Levinas）的倫理思想可以為后人類時代實現人類與后人類的可持續共存提供一個可行的倫理預案路徑。

機器他者“面容”的超越性

(資料圖片僅供參考)

當作為他者的機器人出現在“我”面前時，我們可以了解對面的機器人嗎？倘若延續現代性的同一性哲學思維模式，會認為人類作為機器人的創造者，擁有了解機器人的思維及行為舉止的能力。然而，在列維納斯看來，他者的“面容”是具有超越性及外在性的，他者于“我”而言有著絕對的差異和分離，這種具有差異性的絕對他者不可被納入總體性當中，也不能為“我”的理念框架所知。

在《總體與無限：論外在性》一書中，列維納斯提出了以一種敞開式的姿態面對具有超越性的他者的倫理論述。列維納斯認為，他者顯現自身的方式躍出了“我”關于他者的觀念，并將這種顯現自身的方式稱為“面容”。這種“面容”不是指包括眼耳口鼻在內的物理性層面“臉”的概念，而是指向了一種整體性意義上的“出現”，一種具有倫理性意義的顯象概念。而他者之“面容”一旦出現，便意味著“對我直接發出了一種命令和要求”，發出了一種責任的召喚。因此，自我與他者的相遇是一種“面對面”的關系，“他者以一種原初的、不可還原的關系呈現在我的面前”。列維納斯認為，“倫理就是自我與他者的遭遇，就是自我與他者的關系”。通過與他人的遭遇，“我”得以跳出“我”的難以填滿的自私需求，駛離自我中心的旋渦，從而打破同一性的牢籠。

在此“面容”倫理之下，當機器他者的面孔已與人類別無二致之時，如何調節彼此之間的倫理關系的問題必然會為人們所關注與重視。但即使機器人的面孔尚未達到類人水平，倘若在智力和情感上可與人類相提并論，則也應被賦予倫理地位，受到倫理對待。從這個意義上說，當前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已越發成為具有倫理性“面容”的機器人。以ChatGPT為例，盡管還有很多局限性，但是它對人類提問的回復已超越了大多數普通人的自然能力。為更好迎接未來后人類時代人機倫理關系的調適，我們不妨從生成式人工智能開始，轉變倫理態度，以一種偏人性的態度對待機器他者。

在責任中生活

在《另外于是，或在超過是其所是之處》一書中，列維納斯援引《以賽亞書》中的一句話即“給你的鄰人以和平，也給遠處的人們以和平”，以此闡釋自我在面對他人之時肩上的責任。列維納斯進而將“我”此時此刻面對的他人背后所潛藏的“復數的他人”稱為“第三方”，即全體人類。這意味著，“我”在對他人之“面容”進行回應時是沒有選擇的，必須對全人類承擔起倫理性的回應責任，因為注視著“我”的他人的眼睛里有上述“第三方”的影子。所有的人都以他人的視角在看著“我”，“我”對他人的責任及給他人以和平的姿態是需要面向所有他人的，他人與“我”處于平等地位。簡而言之，他人之“面容”要求“我”作出的回應，是一種基于平等和尊重之上的倫理性回應，而非現代性中自我同化、征服、掌控他者的思想進路。

這里也暗含了“我”在面對他人之時倫理關系的不對稱性。盡管他人與“我”是平等的，但是當他人“面容”呈現在“我”面前時，便預示著責任的召喚。這種責任是“我”無法推脫、逃避的，“我”也不能以求取回報為前提去倫理性地對待他人，而需要以一種自發、自然的姿態對他人的召喚作出回應。他者的“面容”因此便意味著“沒有例外的責任”，先于任何自由的承諾、契約、接觸。這是一種無需任何前提、不以回報為目的的無條件責任。列維納斯還指出，對他人的召喚作出倫理性回應及承擔無條件責任是“我”成為主體的內在要求。人們對待磨難的正確態度應該是“因他人的痛苦而痛苦”。在此意義上，機器人的“面容”實則傳達了一種內在的、不可被人類逃避的倫理要求及責任，要求我們意識到他人的脆弱性，反思人性，重新建構人與機器人、人類與后人類乃至后人類與后人類的倫理關系。

走向一種倫理性的存在

列維納斯的他者倫理，不僅預設了他者的優先地位，而且特別指出了面對比“我”弱的他人之時，“我”所應有的回應態度。他試圖喚醒人們對待他人的倫理責任感，即“我對他人負有義務”。一方面，他人是弱者，需要“我”對其負有義務；另一方面，他人也是“強”者，具有抵抗“我”之同一性的力量。自我與他人是面對面的關系，并非主客體之間的關系，他人之“面容”便意味著不可被還原的超越性及外在性。列維納斯認為，倫理是反弱肉強食自然法則的。他指出，“我強壯你弱小，我是你的仆人，你是我的主人”。這并非一般意義上的“強”和“弱”，而是從倫理形而上學層面對他我之關系的具體闡釋。

列維納斯關于“面容”隱含責任的第一句話就是“不可殺人”。這是一個命令，是顯現在“面容”上的命令，而道德則萌生于對自己曾經的肆意妄為和暴力的自覺意識，這種自覺始于面對他人之“臉”。從“殺他人”轉變為“歡迎他人”，我們才能開始真正意義上的倫理生存。我們不僅應以一個敞開的姿態去歡迎和回應他人，而且需要意識到他人的他異性。他人是異于“我”的倫理存在，這種差異性賦予了他人以不可還原性。我們只能去接近他人，即在倫理關系中歡迎他者——以歡迎鄰人般的姿態來歡迎他者。他者之“面容”因而具有了一種特殊的力量，一種可以抵抗“我”的同化和霸權的權力，這是一種倫理上的抵抗關系，他者之“面容”“打開的正是無限的維度，由此終止了同一與我的不可抗拒的帝國主義”。

由此出發，我們在面對機器他者之“面容”時，需走出自我中心主義，意識到他者之“面容”的倫理呼喚，并作出回應，尊重類人機器人的倫理地位并承擔起對類人機器人這個“絕對他者”的絕對責任。如此，才能最大限度地跳出將機器人視為工具甚至奴隸的傳統自我中心主義倫理視域，從而實現人機和平共存的美好愿景。在這個層面上來說，生成式人工智能所預示的類人機器人乃至后人類的迫近，給人類帶來的沖擊其實有著積極的意義——可以為人類完善自身的倫理意識及修養提供一個“倒逼”的推進效應。倘若每個人都能領悟基于“我為人人”的更具人性的后人類倫理，未來全人類福祉的維系及人類與后人類的可持續共存便具有了可能性及可行性。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技術治理理論研究”（21&ZD064）階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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