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開Midjourney的界面，隨機進入一個聊天室，在聊天框內輸入“/imagine”(想象)的命令，會彈出一個帶有“prompt”(提示語)字樣的方框，在方框內輸入關于圖像的文字描述，按下回車，等待十數秒，聊天頁面里便加載出四張與文字相呼應的圖像。這是使用AI圖像生成工具時典型的操作體驗，簡單、直接、高效。

(資料圖片)

在AI的幫助下，無數沒有藝術技法訓練的用戶，通過自然語言的交互，被賦予了圖像創作的能力。即使這項能力目前看起來還不夠精確與穩定，但就大眾對于藝術的想象而言——用戶通過自己的描述產出了“獨一無二”的、“精美”的作品——似乎也足夠令人滿意了。

在近期一波又一波的AI浪潮里，類似的圖像生成工具(包括Dall ，Midjourney、Disco Diffusion、Deep Dream、Stable Diffusion、文心一格等)正被越來越多的人了解并使用，似乎每個人都成了潛在的藝術家。當視覺表達的門檻驟然降低，“提示詞成為了生產力”，我們該如何去定義藝術，藝術與非藝術的界線又該畫在哪里——以及最終藝術是否會因AI而終結？

01 藝術如何成為了藝術？

藝術終結的論調在歷史上并不鮮見。但需要明確的是，所謂“終結”并非指向藝術本身，更多是關于一套藝術敘事方式(narrative)因不合時宜而被淘汰。正如哲學教授、藝術研究者阿瑟·丹托在《藝術終結之后》(After the End of Art)中所澄清的，“并不是說不再有藝術……而是未來的藝術將不再享有目前這套妥帖的敘事方式。終結的是這套敘事本身，而非敘事背后的物。”探討藝術終結的目的，也并非是為了挑戰傳統或者顛覆某一學科，而是像美國藝術批評家格林伯格在論述現代主義的本質時提到的，“為了使其在其能力范圍內更加牢固地扎根”。那么，“藝術”是如何成為今天意義上的“藝術”的呢？

在西方古典時期，“藝術”(希臘語， tekhne； 拉丁語， ars)指的是遵循一定規則、可以通過教育習得的活動。按照這種解釋，依托靈感與直覺的音樂與詩歌不算藝術，只有在音高與詩學的規則轄制下才能被納入藝術的范疇。繪畫在當時則更多被認為是一種手工的“技藝”，而非智識性的創造。

直至文藝復興時期，為了創作出符合透視、自然和真實歷史的場景，畫家必須精通幾何、解剖和文學知識，繪畫變得需要學習、強調規則，開始躋身“藝術”(liberal art)行列。與此同時，如喬爾喬·瓦薩里在《藝苑名人傳》中所展示的，個性、情感與直覺的要素在創作過程中的重要性被放大，藝術定義的外延被擴展，繪畫逐漸擺脫了純粹的工藝性與實用性，開始有限地關注美學價值和視覺表達。

進入十七世紀下半葉，實驗科學(experimental science)的出現與發展帶來了一個新的問題：“藝術”與“科學”之間有什么不同？在學科高度分化的當下，這近乎是一個不言自明的問題。但回到達芬奇的時代，孕養他的是一個強調通識的、藝術與科學未做區分的大環境。法國學者夏爾·巴托在《歸結為同一原理的美的藝術》(1746)中將藝術劃分成七種形式(建筑、舞蹈、音樂、演說、繪畫、詩歌、雕塑)，并認為統一這七種藝術形式的核心要素在于“通過對于自然選擇性的模仿來傳遞一種美(beautiful)”，而這是科學所不具備的。這種對于純藝術(fine art)的認知被廣泛認可，并延續至今，即使對“模仿”的闡釋與對“美”的定義多有爭議，“藝術”仍獲得了獨屬的輪廓。

這套關于“再現”與“美”的敘事在現代化過程中受到攝影術發明的沖擊，再現的意義被削弱，個體情感表達與平面性回歸成為了現代主義藝術的內核。強調形式分析的風格化敘事一度占據主導，隨后又被觀念驅動的后現代主義藝術浪潮裹挾與拋棄。

從這個意義上講，AI生成圖像在形式與內容上似乎從未突破(后)現代藝術的范疇，巨量生成圖像只是對已有藝術風格的踐行或重復，甚至我們在撰寫提示詞時，仍然在借用傳統的、風格化的術語。但AI給我們帶來的震撼并不在于它生成的圖像本身，它本身便是一個極度挑釁的藝術品。它的出現，就像喬托的圣母子像、馬奈的妓女、杜尚的小便池一樣，拓展了我們對于藝術邊界的認知，撼動了(或者即將改變)藝術的生產關系與創作方式。

02 我們與AI的關系是委托創作嗎？

在使用AI圖像生成工具時，直白的交互機制不禁讓人想到藝術史上長期存在的藝術委托傳統。建筑家Iktinos和Kallikrates便受雅典城邦的委托主導了帕特農神廟的營建，達芬奇受貴族Lisa del Giocondo委托創作《蒙娜麗莎》，米開朗基羅《西斯廷天頂畫》背后有美第奇家族的支持。后來，商業元素滲入，十七世紀的荷蘭小畫派與市民階層開始連接；進入十九世紀，以印象派為代表的現代藝術與古典的學院/沙龍傳統決裂，藝術進入了畫廊、咖啡館與日常的生活；二十世紀的兩次戰爭使得西方藝術的中心從巴黎轉向紐約，藝術相關的商業活動愈發興盛。但藝術委托或者藝術消費中間仍舊存在著委托人/消費者與藝術家/創作者的兩級，而在AI圖像生成的語境中，這樣的角色分界似乎正在被打破。

乍看上去，我們與AI的關系就像委托人要求藝術家按需創作，這種創作更加直接、廉價且高效。但其成立的前提在于將AI看作一個獨立且有自我意識的個體，我們之間存在一種人與人之間的默契與平等關系，否則它只是一款機器、一個工具，或者某種意義上人類意識的集合。事實也是如此，我們面對的，更多是一個接受需求，給出反饋的界面，背后是尚且無法完全解釋的黑箱式流程，是建構模型(如Generative Adversarial Network)、輸入代碼、監督機器學習的科技公司，是訓練AI的大型語料庫和圖像庫，也是承載這些數據庫的物質基礎設施。

無論如何浪漫化這一過程，我們與AI的互動基本還是停留在接受指令與反饋指令的任務本身，所謂“智能”更多是產品體驗上的想象。AI之于用戶的價值，就好像畫筆與顏料之于藝術家的價值，根源上還是工具性的、物質性的連接，只不過其中物質的循環在高算力的媒介中被急劇地加速——我們所提供的文本與圖像，既是創作的要求，也成為了創作的素材。從這個意義上說，在AI圖像生成的語境中，我們既是委托者也是創作者。

值得注意的是，一個在藝術史中從未出現過的角色在當今的藝術生態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那就是科技公司。數字藝術的興起與發展在很大程度上依托于科技公司提供的軟件工具，這些新的媒介限定了電子圖像的控制參數與改造空間，將展示的界面從線下轉移到線上，從實物載體轉移到電子呈像，為藝術家的視覺表達創造了充分的可能。但我們也需要警惕，這些科技公司通過所謂非功利的圖像收集和對于AI中性化的工具塑造，試圖掩蓋對于視覺藝術家作品的版權侵犯，對于藝術家傳統工作方式的顛覆性破壞，以及對于大量不可見的廉價數據勞工(包括我們)的剝削。當我們沉浸在使用AI自由創作的快感時，也需要意識到這中間存在的大量尚未解決的道德爭議。

當用戶在各種平臺上討論AI時，經常用到的一個詞語是“調教”。這當然是一個有些戲謔意味的表達，說明用戶希望通過有效的控制得到精確的產出，但其中也影射著我們對于AI理解的微妙處——對AI的控制是有技巧的，但又沒有固定程式。其中核心的控制步驟便是撰寫提示語，不同的表述會直接影響畫面的最終效果，而這與藝術家的創作過程也不無聯系。

在寫提示語時，我們需要確定畫什么，畫人、畫物、畫建筑、畫空間或者畫特定的母題，就像古典時期的藝術家會在正式創作前繪制大量的草圖，明確畫面的主題對象、構圖方式、或者做一些技法的練筆。其次便是怎么表現這些對象，在提示語的表述案例中，大多的輸入都是籠統的、關鍵詞式的、風格化的，但對于藝術家(排除action painting等特定風格)而言，這些都是經過深思熟慮的、手與材料真實接觸后的技法實現。

最終，我們懷揣著不確定的忐忑迎來了AI的答卷，在其中找尋對自己訴求的回應，又常常因為某些意料之外的呈現而感到驚喜；但對于古典時期的藝術家來說，一幅畫的創作尾聲常常只是對于細節的填充與修補，總體的效果在構思時便已經由反復的斟酌而確定。

我們似乎可以這樣認為，目前的AI制圖帶有一種強烈的隨機性，這種隨機性賦予了作品妙手偶得般的創造力與易逝感——就好像同樣的提示語不會反饋出同樣的圖像，但同時也使得作品缺乏作者性和人與材料的互動，使其與創作者生命體驗的連接過于微弱。如此的創作過程是疏離的、旁觀的、缺乏表達的，文本與圖像的互文，知覺與視覺的通感，在一種不可控的被動的視覺接收中被理想化地達成；而用戶所感受到的滿足，大約或多或少源自一種言出法隨般的賦權，以及審美與創造力平均化后的自負，而并非一種真實的投入性的創作體驗。

但AI圖像生成的隨機性并非一成不變的，如同控制論思維(cybernetics)是整個機器語言的底層邏輯一樣，這項技術必然向著愈加可控的方向發展。一開始可能是文本表述的精確度不斷提高，形成一套標準的、明確的形式分析術語與范式，使得AI能更可控地輸出預想的效果(ChatGPT的AIPRM插件中有輔助Midjourney提示詞撰寫的功能；Midjourney也可以通過“/describe”的命令將圖像轉化為精準的提示語，從圖像與文本的兩端來學習如何與AI溝通)。或者AI的文本閱讀能力能夠得到提升，我們可以輸入更大段、更細膩的文字，AI也能夠更“共情”、更定制化地給出回應。之后也許我們將不再依賴于文本，大腦中的畫面得以直接視覺化地呈現，或者我們能夠在虛擬的感知空間內更自由地對視覺元素進行創造與調整。

控制與混亂，精確與隨機，是AI圖像生成技術需要平衡的兩個端點，我們對AI的期待不再只是一種依附于使用者本身的靜態精確，但可能也不是如今這樣難以進入的旁觀。它也許是商業實踐中保質保量的圖像生產，也許是對于個體創造力的充分發揮，也許在更集體的層面，只是一種對于文明的溫習。

04 尾聲：是終結，也是新的開始

藝術是否會因AI而終結？我的答案是肯定的。當下現代主義的、或者后現代主義的藝術敘事，已經無法有效闡釋AI帶來的有關藝術生產關系與創作方式的變化。

但這并不是一個消極的答案，終結意味著將迎來一套新的藝術敘事。而整個藝術史的演進本身就是在內外力脅迫的絕境中自我突破的過程：當馬奈毫不掩飾地展示顏料的粗糙肌理時，當杜尚將現成的小便池送入藝術展覽時，當觀念藝術家們拋棄掉對形式本身的執著、追求純粹意義的表達時，時人也一定在追問與懷疑藝術的去向。藝術史又在此之后開啟了新的篇章——從裝飾性、再現性到表現性、觀念性——直到今天，在一個圖像泛濫、AI興起的視覺時代，我們再次來審視藝術的終結。

如果說形式導向的藝術支流經過漫長的跋涉匯入了一片汪洋，觀念導向的藝術流脈也因為表達話語權的平均化而枯竭，未來的藝術敘事將何去何從？這是一個疑問句，也是一個動態變化的肯定句。或許藝術將更加依賴經驗的感知，或許藝術將變成純然的想象，或許藝術會依托元語言的泛感官表達——至少我們能夠肯定，一種新的藝術生命體正在成為現實，而AI將是它的重要注腳。

(本文作者系清華大學藝術史論學士，紐約大學媒體、文化與傳播碩士)

（文章來源：界面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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