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何時起，在玉林容縣的民間就流傳著：“南山金庫斗，九曲十八扭。旗鼓前后有，鐵旗把水口。”等諺語——這里的南山，就是都嶠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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諺語是一個地方古老的記憶。我們迄今仍可以從都嶠山中，追尋到許多濃縮著容州千年人文記憶的碎片。連綿十數里的都嶠山，奇峰林立、谷幽道險。都嶠八峰舊時以云蓋峰為界，分南洞天和北洞天兩部分。

都嶠山南洞天，從高空俯瞰，此處丹霞赤壁環繞成半圓，宛如偌大的肚子。

南洞天在當地人口中，即為“南山肚”。從高空俯瞰，此處丹霞赤壁環繞成半圓，宛如偌大的肚子，山形地理間自成一股海納百川的氣勢。處于丹霞石壁間的層層疊疊的巖洞，成就了都嶠山一段延續千年之久的人文盛事。寶蓋巖門口的一副楹聯曰：“閣閣閣中閣，巖巖巖上巖”，倒也與此處景觀相映成趣。

就是在這些數以百計的巖洞中，成了眾多都嶠先賢隔絕世間的另一“塵世”。先賢們只需簡單做些修整，就可以讓這些巖洞成為遮風避雨的居所。據有關學者統計，歷代都嶠先賢先后在這些巖洞中建造了近千間的居室。其中，有一個巖洞中建造的居屋竟有72間，后來被人們稱為“七十二房井”。

都嶠山南洞天寶蓋巖，曾是先賢們在山中修行的居所。

風景因人文而更顯深邃。早在漢末，道教在都嶠山興起，并成為嶺南地區道教南傳最早的地方之一，有眾多道士結緣上山修行，自此成為嶺南道教重鎮。唐宋兩代，佛教及儒學相繼上山，“行道者聞鐘鼓聲而不見寺院，居巖者聞鋤斧聲而不見耕樵。”是當時的真實寫照，甚至一度出現“九寺十三觀”盛景。此后，漫長歲月里，都嶠山逐漸融匯儒、佛、道文化精髓，漸成三教合一的文化圣地，盡顯包容并蓄。而“儒、釋、道”并存于一山，也成為都嶠山最為顯著的人文特征，這即便在整個中國歷史上，都是罕見的。

娑婆巖所在的山峰是都嶠山北洞天，位于都嶠山的中峰，南北洞天共同形成古代道書所稱之為第二十洞天。

在都嶠山修行的眾多道士中，邵彥甫值得花上一些筆墨介紹。相傳他是大文豪蘇東坡的同窗好友，《容縣志》里說他，“修道都嶠山中，少而寡欲，樂與仙鄰，善鼓琴。”蘇軾在《藤州江上夜起對月贈邵道士》提及：“仍呼邵道士，取琴月下彈。相將乘一葉，夜下蒼梧灘。”中的“邵道士”，即為此人。昔年，蘇軾被貶謫瓊州，途經容州時攀上娑婆巖，與邵道士取琴對月談，在土壁上揮斥筆墨留下“身如芭蕉，心如蓮花”等語，漂泊感油然而生。歷盡人世浮沉，方知世事洞明。

高空俯瞰都嶠山北洞天，山間云霧繚繞，氣勢磅礴。

在都嶠山長達千年的人文敘事里，富于浪漫主義色彩的是山林講學的興起。都嶠山優美的景色，與儒家倡導的修身養性契合，安靜的環境和隨處可用的房井，更為山林講學提供了便利。據學者研究，都嶠山儒學的興起，最早可追溯至宋代。

明代那位知名旅游大咖徐霞客，在他的游記中，就曾看到過廢棄的學堂：“其（靈景寺）北有三巖，皆西向而差小，亦有環堵為門者，皆讀書者所托。”

眾多的巖洞之中，太極巖是都嶠山里，一處較為出名的學堂。清乾隆年間，當地人對其加以修葺開學堂，左右房舍可住 20 多人。道光二十五年（1845 年），縣人梁金第、王仁改建面墻，把正門改為圓形，上建閣樓使之成為理想的講學場所。《容縣志》中這樣記載著其時盛景：“每歲授徒者，多講學于此（都嶠山太極巖），朝夕書聲喃喃，不必撫琴動操，已覺眾山皆響矣。”由此可見，都嶠山一直是儒師傳道講學、士子讀書研學的場所，清代容縣“都嶠三子”王維新、覃武保、封豫曾在這里隱居學習。

都嶠山太極巖，這里曾是儒師傳道講學、士子讀書研學的場所。

作為儒學的傳習之地，都嶠山還因為歷代文化名人的光顧而名聲日隆。除了大文豪蘇東坡以外， 宋代抗金派首領、丞相李綱，被貶瓊州路過都嶠山，入宿靈景寺。眼前美景促發了他的詩興：“石磴盤紓木蒨蔥，折籮獨上最高峰。白云深處時回首，千里江山指顧中。”

都嶠山連綿數十里，奇峰林立，日出景色蔚為壯觀。

“乞得紛紛擾擾身，結茅都嶠與仙鄰”——而今，我們閱讀一座山的意義，便是愿在這時光的流逝里，領略那沉淀了兩千多年的文化底氣，把歷史的記憶變成今天的文化積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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