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結束的歐盟夏季峰會又一次提到“去風險”，顯示這一外交辭令正成為今后歐盟制定對華策略的主要考慮因素之一。在此之前，歐盟發布的“歐洲經濟安全戰略”就提到，歐盟將從能源安全、關鍵基礎設施、關鍵技術、經濟依賴與經濟脅迫等方面進行經濟安全風險評估。而歐洲輿論認為，“去風險化”的潛臺詞是降低對華依賴，降低對華關系中重要敏感領域的風險。

筆者認為，在全球經貿網絡演進機制下的歐洲“去風險化”，凸顯非理性選擇悖論。

如何看待中歐在新一輪工業革命中的關系和經貿格局，已經成為歐盟與中國深化雙邊合作與互利共贏的重要議題。在全球經濟一體化與區域經濟自由化的發展趨勢下，從長期看，中國與歐盟之間的經貿聯系將日益緊密，深化中歐經貿合作既符合兩大經濟體的整體利益，也符合全球經貿格局演進的整體利益。歐盟“去風險化”的非理性選擇，與當前的全球經貿發展趨勢存在悖論和偏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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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嵌套在網絡結構下，歐盟與中國正形成新型生產關系。

隨著新興市場經濟潛力的迅速發展和第四次工業革命的加速迭代，中國在全球生產網絡、研發網絡和價值網絡中的作用日益突出。作為全球經貿格局中的重要節點，中國與歐盟的網絡聯接日趨緊密。中國在加速嵌入全球經貿網絡格局的同時，也在各經濟主體和經濟事務的聯系及交往中發揮著重要作用。歐盟在全球市場的各經營環節，需進一步加強與中國市場開展直接或間接的嵌入式對接。

同時在與全球各經濟主體的聯系中，歐洲需要與中國形成積極協同和互動。如德國巴斯夫集團在廣東投資的項目，在采用可再生能源電力的同時大幅提升改性工程塑料在亞太地區的總體產能。

第二，在開放的地緣格局下，歐盟與中國走向新型國際分工。

技術的加速發展與知識的高速流轉，驅動了地緣經濟的開放發展，促進全球各經濟體在多極增長的經濟環境下尋求更加深入的合作共贏。這推動著國際分工從傳統模式向更加對稱與平衡的“蝴蝶型”聯接機制轉變。中國在加快嵌入全球產業鏈、創新鏈、金融鏈和人才鏈的創新融合發展，在這個過程中自然逐漸加快了與歐盟等發達經濟體的對接，進一步推動國際分工方式的轉型，從而激勵歐盟等發達經濟體在與新興經濟體共建的開放地緣格局下，逐步跨越技術壁壘和地理距離，形成市場資源在更大范圍和更高層次的合理配置。如中歐班列的開設為工業基地的發展架起了橋梁，新能源汽車、光伏產品、機械設備等多種產品在更便捷交通的支持下，不斷加快中歐經貿雙向流通。

第三，在全球經濟的不確定性下，歐盟與中國探索新型創新協同。

在世界加快創新發展的趨勢下，歐盟與中國的聯接進一步拉近。歐盟在應對單邊主義、保護主義、逆全球化等經濟不確定性的風險過程中，更需要中國的協同支持。通過對中國超大規模市場的參與和開發，有助于增強在全球價值網絡中的自愈性，減少受到系統性風險沖擊時的脆弱性。

在歐盟加快創新發展的過程中，創新企業追趕創新周期和維持利潤空間面臨諸多新的挑戰。中國的技術本地化策略和小規模技術調整，將為歐盟有效配置全球區位經濟資源、實現發展提供重要支持。例如寶馬公司在歐洲和中國建設的4座電池工廠就是選擇中國電池企業寧德時代和億緯鋰能動力電池子公司作為合作伙伴，同時寧德時代也宣布在匈牙利投資73.4億歐元建廠，為奔馳、寶馬、大眾等在當地設有工廠的歐洲車企提供服務。

在數字經濟模式演進和數字技術迭代的推動作用下，全球經貿網絡的價值將隨著網絡節點與合作伙伴數量的增長而進一步提升，為全球經濟增長發揮更大的作用。歐盟的“去風險化”也將對中歐數字經濟發展形成新的制度壁壘。一方面，“去風險化”將抑制中歐數字經濟合作網絡的生態密度，形成對雙邊數字經濟平臺市場的制約。另一方面，將影響信息跨境自由流動，延緩知識要素在數字經濟循環體系中的傳遞和迭代，加劇數字經濟中的信息孤島和信息不對稱，造成市場資源錯配和市場效率的降低。同時，“去風險化”還將阻礙創新合作網絡的邊界拓展，增加了很多不必要的成本，制約數字經濟的創新增長與協同效應。

當前，全球貿易的自由化、便利化、優質化和公平化逐漸成為各國關注的重要議題。歐盟應以世界經濟發展的總體趨勢作為參考方向，放眼真正的長遠利益，抓住第四次工業革命帶來的重要歷史發展機遇，與中方攜手并進，同向同行。（作者是中央財經大學國際經濟與貿易學院教授、國際商務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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