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一、網絡信任具有嶄新的社會文化空間 在傳統社會中，自給自足的農業小生產，占主導地位。

【資料圖】

2、這種生產方式決定了人們的生活范圍相對集中，人們的社會交往以血緣和地緣為基礎展開。

3、因此，傳統人際信任的社會文化空間主要是“熟人社區”， 人們之間的信任關系主要是建立在差序格局的人際關系基礎之上的。

4、差序格局的人際關系用費孝通形象的語言來說，那就“好像把一塊石頭丟在水面上所產生的一圈一圈推出去的波紋。

5、每個人都是他社會影響所推出的圈子的中心。

6、被圈子的波紋所推及的就發生聯系”，而網絡信任以網絡作為其社會文化空間。

7、雖然至今人們對網絡空間的稱謂還存在著分歧，但是在“互聯網創造了一個與現實世界并存的世界”這一點上，學術界己達成了共識。

8、學者何明升將網絡空間中的社會共同體定義為“網絡社區”，認為這是不同與傳統地域社區的新質社區，具有五個基本特點：其一它是一種社會互動共同體，即網民借網絡進行心理交感和行為交往的社會單位；其二它是以網絡空間為活動區域的社會群落；其三，它是一個相對獨立的社會共同體；其四，它是一個有限的、可界域的具體社會群落；其五，它主要是一個精神社區，而不是一個完備的社會單位。

9、 二、文本符號是網絡信任的中介 科爾曼認為，最簡單的信任關系包括兩個行動者，即委托方和受托方。

10、這兩個行動者均是有目的的行動者，其目的是通過自己的行動實現個人利益的最大滿足。

11、在現實社會中，簡單的信任關系是一個二元結構，委托方和受托方直接根據對方的言行進行風險估計進而決定是否給于信任，信任從發出者直接指向接受人。

12、但是在網絡互動中，互動關系由于符號的中介作用形成了“互動者—符號—互動者”的三元結構。

13、在這個三元結構中，互動的雙方通過文本符號對對方的行為進行判斷，然后再運用文本符號的力量將自己的信任傳遞，由此，網絡信任關系也形成了“委托方—文本符號—受托方”的三元結構。

14、 以文本符號作為中介的網絡信任關系的三元結構，使得信任的委托方和受托方必須通過將自己的行動變成文本符號的形式才能向另一方傳遞。

15、文本反饋和語言反饋相比，具有滯后性，這就為網絡互動提供了理性思考的時間。

16、不過由于基本不受外界的干預和影響，人們很可能以虛假的社會面目出現，隨心所欲地進行交往，任意選擇并隨意更換交往對象，任意扮演角色并理直氣壯地說謊，以致相互之間分不清對方的真假虛實。

17、由于無須直接面對，也無須承擔任何責任，這就使很多人以游戲的心態進行網上交際，從而造成人際信任危機。

18、 三、網絡信任具有較強的開放性 利用“國際互聯網，個體可以沖破由地域和血緣關系所形成的首屬群體，并構建起一個超越其上的，巨大的次屬群體——網絡群體或電子社區。

19、人們通過精神交往形成具有共同歸依感的新的聯合體和社會結構。

20、”我國學者王雅林曾指出，“網絡技術的神奇功能將為人們的社會交往提供最先進的手段，無限擴大人們的交往范圍，把‘天涯若比鄰’變為現實，從而為人們的社會交往提供了更多的選擇性、靈活性、快捷性和交往深度。

21、”另一方面，社會關系也超越了階級的限制。

22、黃厚銘認為，電腦網絡作為架構人際關系的媒介，與電話有著極大的不同。

23、通常，我們總是利用電話與原來就熟識的親友聯絡，只有極少數的情況下才與陌生人交談。

24、電腦網絡不僅可以當作私人間的通訊工具，也使得個人得以獲取與傳播有關公眾事物的各種訊息。

25、……經由電腦網絡媒介的人際關系，類似于隔著面具的互動。

26、因此，網絡信任對象往往十分廣泛，信任雙方往往是“不在場”信任，信任在空間和時間上均不再受到限制。

27、 四、網絡信任具有脆弱性 信息社會中人們越來越依靠信息而不是面對面的親密互動與周圍世界發生聯系這一事實決定了信息社會中信任關系的脆弱。

28、在信息相對欠缺而且傳播緩慢的傳統社會中，人們相互聯系的方式主要借助面對面的參與式互動，基本信任的建立是通過面部表情、手勢、身體姿勢、言語習慣等可以感知的交流、交往手段達成的，這是以人們的在場和信息的相對對稱為前提的。

29、在基本信任的建立中，人們不只是懂得了日常生活世界的行為規范、誠信與報償之間的相關，他們所得到的還有一套行之有效的降低復雜性、減少交易代價的實際操作方法，這是一種應對焦慮和不確定性的心理防御機制。

30、然而，在信息聯結起來的現代社會中，信任環境發生了變化，依靠當面卷入的互動構筑的人格信任、關系信任日漸被侵蝕，代之而起的是對抽象體系和專家系統的信任，而這是經過“脫域機制”從日常生活中剝離出來的普遍性情境，同傳統社會的“差序格局”所提供的一系列可依賴的社會關系網絡相比，對抽象體系和專家系統的信任為日常的可信賴性提供了安全保障。

31、但是，它的性質本身決定了它不可能滿足個人信任關系所提供的相互性、親密性和便捷性的需要。

32、這種信任關系的建立是“不在場”或“缺席”情況下和信息不對稱時人們的一種選擇性策略，是基于“本體性安全的焦慮”（吉登斯語）之上的，因而這種信任是有限的和脆弱的，尤其是在人們對一種制度、體系與專家系統缺乏了解或者信心不足時更是如此。

33、 但是，需要說明的是，雖然網絡技術可以將世界上的每一種網絡文化融合在同一交流的場景中，突破物理環境的制約而實現真正意義上的全球化，但是在實際的網絡互動中，以文本符號作為中介特征的網絡文化必將制約信任行為。

34、網絡信任文化的產生必將受到來自現實社會中文化差異的制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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